广州报道, 就在地方政府抱怨保障性住房资金筹集难之际, 审计署近日发布保障性住房项目专项资金审计“违规名单”, 显示360个项目或单位挪用资金57.99亿元 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 包括偿还贷款、对外投资、单位资金周转等非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 “这只是地方政府吞下保障性住房资金肥肉的冰山一角。” 广东省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认为, 保障性住房资金仍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 在上述审计署的违规名单中, 涉密保障房投资平台挪用保障房项目专项资金的主体为湖南保障房项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安居”）。 投资公司”）和邢台经济适用房投资有限公司的出现备受关注。 其中, 湖南安居投资公司以国家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购买理财产品2.69亿元、信托产品1000万元。 邢台保障房投资有限公司将办公费用99.92万元列入保障房项目专项资金。 “政府设立公司等保障性住房投融资平台, 引入社会资金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 这是近两年很多城市热衷的模式。” 广东省某智库专家告诉记者, 这种运营方式的各项管理仍处于试验阶段, “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量大, 管理监督体系跟不上,
很容易滋生包括挪用在内的各种寻租空间。” 2011年湖南省公布的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来源账簿可见, 当年全省将完成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44.72万套, 总投资约400亿元, 其中中央补助约70亿元, 省财政补助10亿元, 可提取土地出让收入26亿元, 住房公积金净增值4亿元, 县、市财政预算安排18亿元, 户自筹89亿元。 资金缺口高达180亿元以上。 湖南安居投资公司相关人士表示, 这部分资金由公司管理, 属于“各级补助资金”类别。 包括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资金、中央专项资金、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地方配套资金、贷款贴息补助等。 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另一个资金来源属于“融资”范畴,
包括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 如银行贷款、保险基金和社保基金。 平台作为主要借款人, 向银行提供融资, 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 并负责协调偿还贷款本息。 去年底, 国家开发银行向湖南省住房投资公司预申请贷款300亿元, 并签署了首笔300亿元贷款项目的贷款合同, 成为全国最大的保障性安居项目贷款 . 记者了解到, 地方城投公司作为市县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融资主体, 在申请保障性安居工程和申请贷款时, 必须通过湖南安居投资的预审。 公司, 直接影响项目的最终资金安排。有业内人士认为, 湖南安居投资公司难免有运动员兼裁判的嫌疑。 “资金来源过于分散, 筹资进度不一致, 建设项目资金落实不明确。” 上述湖南安居投资公司人士指出了此类机构的管理缺陷。 他说, 无论是财政专项资金还是社会融资, 都难免专项资金不专款专用, 难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分配, 这往往违背了募集资金应优先投放的初衷。 各地建设保障性住房。 上述人士进一步分析, 与公司手中的巨额资金相比, 被国家审计署认定的挪用购买理财产品的财政拨款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用途和程度不高。 更多融资资金的使用情况, 比较难查。 保障性住房资金一直“难保”, 地方政府只在宣布保障性住房资金时才愿意给出一个概览。 但是, 具体项目的投资需求如何落实, 以及每个项目资金落实的具体安排, 地方政府又不愿公布细节, 这部分可能是“糊涂账”。 广东省一位官员曾向记者指出, 即使募资完成后, 也很难批准将哪些资金分配给具体项目。 当筹资出现缺口时, 具体项目的筹资安排更难获批。 , 因为资金的执行也与资金筹集的顺序密切相关。 据悉, 由于保障性住房建设数量巨大, 财政部将中央财政资金和省内资金划拨到市财政需要较长时间。 一些地方保障性安居工程往往由市财政或开发企业预付。
接近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的一位政府官员告诉媒体, 原计划是对超收部分优先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 但目前能保障的并不多。 地方。
保障性住房的刚性投资仍然是土地出让金。 那部分, 现在金融投资可能会加强, 但是资金缺口还是很大, 所以一直在折腾。 有分析指出, 除了设立保障房建设公司等多元化方式管理保障房资金, 增加了资金管理难度外,
地方政府还出台了社会资本或商业地产的特殊建设方式。 商品房的建设也增加了保障房专项资金的难度。 国家审计署公布的违规清单也揭露了企业挪用贷款资金建设保障性住房的现象。 其中, 上市公司栖霞建设（600533.SH）将贷款1.5亿元用于保障性住房, 用于支付商业开发用地, 并增加商业开发子公司的注册资本。 栖霞建设在南京承接了多个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 但近两年, 公司陷入营业额下降、负债率上升、资金紧张的困境, 多次以保障房名义融资。 近期, 多家上市房企纷纷出台再融资方案, 其中大部分涉及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安居工程。 上述接受采访的省政府消息人士称, 在解决了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的迫切需求后, 当地政府又遇到了债务增多、资金问题。如果对资金缺乏有效管理, 挪用资金的现象将难以有效遏制。
